为共和国提速该文摘自网络
为共和国提速（1）
汽车工业作为世界范围的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对我国未来经济的贡献将达到GDP（国内生产总值）的1/4，这将决定着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实力，及防御风险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有人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后一块汽车大市场，这个市场总会有各国企业生产的汽车来分享。在分享的过程中，中国人自己的车最好能多分一些。
——中国青年报《僵持的汽车市场》
20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最渴望的是速度。速度，关系国家的地位，关系人民的生活。
发展经济，振兴中华，跻身世界强国之林，离开速度都是空想。速度的内涵太丰富了，不过人们感觉最直接的当是交通速度。朝发夕至的快速火车，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最直接地象征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世纪交替时代快捷的脚步。古老的牛车马车，代表着农业社会的宁静；现代高速公路，代表的是中国追赶世界先进国家的决心。 长春，是一个与速度连在一起的城市。长春，作为新中国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大本营，直接关联着中国交通的快慢，影响中国经济列车运行的速度。因为，“一五”计划时期，国家在长春投资建设的3个国家重点工程，无一不与车子有关；与之配套的地方工业，许多都是车轮子工业。
对于在几千年封建桎梏下如蜗牛爬行的中国来说，为了给共和国发展提速，长春40多年来孜孜努力，立下汗马功劳。难怪有人称长春是“车轮子上的城市”，也有人称她为“汽车城”，人们向这个城市表达了由衷的敬意。
中国的发展要快些更快些，长春的责任要重些更重些。
1.车轮子上的城市
说长春是“车轮子上的城市”，也许有人会认为是不是太夸张了？
这个称号搁在长春，还真不是夸张。
这里有名扬全国的“车老大”——长春客车厂。全国铁路线上南来北往、东奔西驰的3.5万辆客车中，有1.7万辆是它生产的；北京、上海、广州跑的地铁客车，1/2是它的产品。
长春客车厂不但以“大”闻名，它还是中国资格最老的铁路客车生产基地。这个“一五”期间的国家重点建设工程，虽已过不惑之年，却依然青春焕发，却依然青春焕发，充满活力。 1994年12月的一天，一列崭新、美观、漆着红色的列车，风驰电掣般从深圳驶向广州。列车上的旅客笑逐颜开，铁路沿线的人们惊奇地睁大了眼睛——这是什么火车，跑得这样快？
这便是中国第一列准高速铁路客车，时速达到每小时180公里以上，比原有速度提高了整整一倍。
为共和国提速（2）
铁路运输高速化是世界大趋势。遗憾的是，中国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铁路客车却一直在七八十公里的速度上打转转。到九十年代，中国铁路客车超负荷低速行驶的状况，与国民经济迅猛发展的矛盾达到了白热化，发展高速列车因此显得刻不容缓。
速度，是铁路客车制造业中一个综合性的指标。将原有速度提高一倍，这是一份没有现成答案的高难度考卷。谁有勇气挑此重担？
作为“车老大”的长春客车厂，没有辜负铁路部门领导的期望，将设计制造的一列不但当时国内速度最快，而且也是性能最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25型客车，作为1995年的新年礼物奉献给全国人民。
国际上通常将时速在140至200公里之间的客车称为准高速列车。自长春客车厂这辆名为“春光”号的“中国第一车”问世之后，全国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铁道线上，飞速疾驰的列车跑得更快了；火车时刻表上，朝发夕至、夕发朝至的列车日益增多。原来嫌火车慢、坐火车时间长而“弃铁就空”的人，现在又纷纷回来了。
时间就是速度，时间就是效益。当人们享受铁路两次提速带来的种种好处的时候，千万不能忘记长春客车厂立下的大功劳！
这里有人称“蒸汽机车大修厂”的长春机车厂。它是中国专门修理牵引量最大的铁路货运机车和高速客运机车的“龙头老大”，每年可大拆大卸修理这两种机车300台。这座工厂自诞生之日起，到1989年全国最后一辆蒸汽机车走下历史舞台，几十年寒来暑往，经手修理的1.1万多台机车，从未因质量问题造成重大行车事故。
可是这座五十年代兴建的工厂，不知是“年迈体衰”，还是在计划经济的温床上躺惯了，到中国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却一度找不到牵引自己的车头，几乎处于停产状态，一心等着国家给饭吃。当时的铁道部长韩杼滨好不气恼地责怪说：“铁道部直属工厂过去是属猪的，靠人家喂；现在希望它们能属鸡或属鸟，要么半靠喂养、半靠觅食，要么干脆飞出去自个找事吃。”到1996年，“长机”终于躺不住了，开始寻路觅食，终于以优质产品重新占领市场，再写辉煌。
这里还有在九亿农民中名气响亮的长春拖拉机。这个老牌企业不仅为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进程出过大力、流过大汗，还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像何光远这样优秀的人才。何光远曾任“长拖”厂长兼党委书记，后调任长春市副市长，再后来当上了机械工业部部长。
在长春汽油机厂基础上裂变出来的长铃集团，生产的摩托车风靡海内外。另外，还有长春轻型车厂、长春轻型发动机厂、长春齿轮厂等，无不与车轮子大有干系。这几个厂子后来被一汽兼并，加入到汽车工业巨人的麾下。
这些与车轮子有关的工厂，虽然个个业绩不凡，但还不是长春最骄傲的。
为共和国提速（3）
最骄傲的，自然是一汽。
一汽，也是中国的骄傲。这个新中国诞生的第一个汽车“婴儿”，使长春享有“汽车摇篮”的美誉。中国第一辆卡车、第一辆小轿车、第一辆军用越野车、第一辆高级旅游车，全都出自这里。还有多年来形成的艰苦创业的“一汽精神”，更是盛名远扬。这个“婴儿”在母亲乳汁的哺育下，成长为具有健壮体魄、精力过人的“硬汉”。一汽为中国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人才。后来的上海、十堰、北京、广州、南京……凡是生产汽车的地方，几乎都有一汽人。
为了给汽车工业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国家还在长春设立了新中国第一个汽车研究所，第一所汽车学院——后改成吉林工业大学，2000年6月与吉林大学合并。
今天，漫步长春街头，浓浓的“汽车热”扑面而来——
大街小巷到处是红色的出租车。或许是出于对一汽的感情，抑或是对它产品质量的信赖，这个城市出租车几乎是清一色的“捷达”，也有部分“红旗”。长春出租车的万人拥有率、市民乘坐率等均局全国第一，展现了这个“车轮子城市”独特的魅力。在这里，凡是与汽车沾上边的，老产业红红火火，新市场迅速崛起。为车子梳妆打扮的汽车美容业悄然兴起，在民康路甚至出现了“汽车美容一条街”。汽车书刊也分外受宠。很多书店里，装帧精美、图文并茂的汽车刊物，总是格外受到优待，摆在特别醒目的位置。像《汽车之友》《车王》等报纸因价钱便宜，常常脱销。
长春的汽车博览会同样引人注目。首届博览会于1999年举办，一炮打响。虽然两年办一次，翘首以待的人很多。博览会组委会最近在北京宣布，第二届国际汽车博览会将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国家内贸局、吉林省和长春市政府共同举办，2001年8月在长春举行。
作为中国第一个汽车基地，长春市一直以壮大汽车工业为己任。在汽车城建设中，长春从生产生活上全力为之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帮助一汽建设，长春市千方百计，从不懈怠。长春市曾忍痛割爱，把市属汽车及零部件配套厂交给一汽，让一汽集团更加身强力壮。 长春是全国著名的商品粮基地，有资格与粮食平分秋色的，当属汽车。以一汽为主体的汽车工业，是长春第一大支柱产业。1993年建成的长春汽车贸易城现为长春汽车经济贸易开发区，是以一汽为依托的全国最大的综合性国家级汽车市场。“八五”期间，长春汽车工业产值以年均41.7％的速度增长，汽车产量以年均23.6％的速度增长，摩托车产量以年均50.6％的速度增长。汽车及零部件产业，是长春市确定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
随着一汽与德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美国克莱斯勒公司合作的扩大，长春汽车工业的实力进一步壮大。专家认为，汽车，将是长春走向世界的重要支撑点。 何止长春，整个中国都把目光瞄准汽车。汽车必须成为中国的支柱产业，在加入世贸组织前夕，这个问题显得尤为紧迫。同汽车业发达的国家相比，中国汽车业尚处于“童年”时期，汽车质量低，价格高，生产规模小。面对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落后的中国汽车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大发展的机遇。
请看一份清单：中国目前汽车生产企业多达700余家，轿车年产量却只有160多万辆，年产量10万辆以上的不到七、八家。就技术质量而言，整体轿车水平落后发达国家10年，生产工艺落后20年，开发设计落后发达国家30年。此种“诸侯”经济与全球风起云涌的世界级汽车集团并购浪潮，形成强烈的反差。
严峻的现实再次摆在中国人面前，就像50年前我们还不能生产汽车一样。
为共和国提速（4）
人们不禁要问，50年前长春人能够白手起家，托起个一汽；50年后，他们能创造另一个汽车神话吗？
2.预热
一部汽车发展史，也是一个国家工业化进程的缩影。
中国汽车工业的纪元，始自1953年。那一年，一汽在长春破土动工。
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的汽车与中国的命运一样多难。
帝国主义的洋枪样炮强行打开中国的国门以后，汽车随同西方其他工业品一起被输入中国。1901年，中国大地上响起了汽车的发动声，但既不是中国生产的，也不是中国人坐的。
进口第一辆汽车的中国人是袁世凯。1902年，他为了取悦慈禧太后，花巨款买了美国人设计制造的一辆木质敞开式小轿车。这辆车虽然外姓留有18世纪欧洲马车的痕迹，但车子底盘却首次采用了防震技术，乘坐十分舒适，被皇宫指定为慈禧外出游览的专用座车。
慈禧想尝尝洋荤，满心欢喜地欲乘车兜风。这下可惊坏了满朝文武大臣，纷纷上奏：“伏念中国自尧舜以来，历朝帝王，未闻有轻以万乘之尊，托诸于彼风驰电闪之汽车者……”谁知慈禧根本不听那一套，定要乘车取乐。一天，慈禧首次坐着这辆外国洋玩艺儿去颐和园游玩，发现司机徐福龄竟坐在她前面。骄横的慈禧勃然大怒，责令司机跪着开车。金口玉言谁能不遵，司机只得跪着驾驶，路上险些酿成大祸。慈禧惊出一身冷汗，又换上她那十六抬大轿。这辆小轿车因此被闲置停放于故宫内。辛亥革命后，它作为皇宫遗产，从故宫移入颐和园，在此沉睡了大半个世纪。现在，这辆“老爷车”成了无价之宝。 慈禧的狂愚无知，影响不了中国人圆自己汽车梦的决心。1928念，张学良将军将辽宁迫击炮厂更名为民生工厂，利用迫击炮的设备研制载货汽车。几经努力，1931年5月，第一辆国产汽车——民生牌75型载货汽车终于问世了。除少数重要部件委托国外厂家依本厂图纸代制外，其余均为自制。这辆汽车的研制成功，震惊了西方国家，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
令人遗憾的是，民生汽车诞生不久，就遇上了“九一八”事变。第二天，入侵日军就占领了民生工厂，把即将完成的首批汽车及大批零件全部据为己有。刚刚诞生的民族汽车工业的幼苗，就这样被帝国主义扼杀在摇篮里。
除民生工厂外，当时国内还有其他几家工厂，为了战争的需要，零零星星地生产过一些汽车。但严格来说，解放前的这些自造车，还算不上真正的汽车制造业，只是借助手工敲打的模仿车。解放前，中国路上跑的全是外国车，有人甚至把中国的马路，称为“万国汽车博览会”的展台。
中国人多么希望洗掉这段耻辱，中国人多么希望能坐上自己的汽车！
1956年7月13日，从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流水线上驶出的解放牌卡车，正式宣告了中国汽车工业新时代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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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启动
与中国人民一样，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盼望中国能造出自己的汽车。
延安时期，有位爱国华侨曾送给中共中央两部轿车。在商量这两部车归谁使用时，有人主张给毛泽东一部，他却坚决反对。后来，一部给了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朱德，另一部给了年岁较大的谢觉哉、林伯渠等中央“五老”。
1949年3月，中共中央由西柏坡向北平迁移时，毛泽东坐的是美式吉普车。在西苑机场，毛泽东要检阅进城部队，朱德想把轿车让给毛泽东，毛泽东却说：“用我们缴获的战利品检阅部队不是更好吗？”事后，毛泽东坐美式吉普检阅部队的照片被斯大林看到了，斯大林便向中国领导人赠送了苏制高级轿车。 毛泽东接受了斯大林的礼物，也把沉重的失落感留在了心底。共和国这位领袖的民族情怀，像他故乡那条湘江一样深沉。他暗立誓言，一定要发展民族汽车工业，有朝一日也能坐上中国人自己造的小汽车。
早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出访苏联时，这个愿望就在他的心里升腾。毛泽东与斯大林签订了中苏合作兴建第一座汽车厂的协议，社会主义的“老大哥”要帮助自己的中国“兄弟”装上前进的轮子。
1950年2月，中央重工业部正式设立汽车工业筹备组；4月，任命时年34岁的郭力为筹备组主任。为了选择一汽厂址，郭力带来一批专家先后在北京、石家庄、太原、西安、宝鸡、湘潭、株洲等地考察，并在北京石景山附近的衙门口作了地质钻探。1951年1月18日，陈云主持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会议，听取重工业部关于建设汽车厂的汇报。根据当时的战略考虑及周总理的指示，会议决定把汽车厂厂址定在东北，在四平至长春之间选择。经过对四平、公主岭、长春三地的人口、城市规模、供电能力、交通条件及地理环境等方面的调查、分析，最后将长春市孟家屯车站对面、铁路以北的地方，作为厂址首选对象。这个地区的优点是接近城市，地形开阔，尚有可利用的铁路、车站、下水道和敌伪遗留下的房屋，用水、用电和交通运输方便，建厂较为便利、节省。3月19日，政务院财委会主任陈云下文批准第一汽车制造厂在孟家屯车站对面、铁路以北地区兴建。
长春人说：一汽这个项目是毛泽东立项、周恩来选址、陈云最后拍板的。可见，新中国第一个汽车厂当时在共和国领导人心目中的地位是多么重要！
1952年7月1日，根据中央决定，重工业部汽车工业筹备组六五二厂（一汽前身）在长春成立，郭力任厂长，孟少农任副厂长。当时的厂区荒野一片，只有日军留下的细菌工厂和几座建筑物的断壁残垣。郭力果断采取自营与承包的办法，短短几个月，修复建筑面积5万多平方米，恢复了通水、通电、供暖，还开设了培训干部的汽车工业学校，各项准备工作加紧进行。
郭力认为，建设汽车厂需要地方政府支援，希望调一位熟悉东北情况的干部当厂长，自己当副手，以加快工程进展。于是，他赴沈阳、北京，向东北局和党中央汇报。中央同意他的请求，调饶斌任厂长，“郭力让贤”一时传为佳话。
饶斌是吉林市人，日本投降后，他被派回东北，先后任吉林市委书记、哈尔滨市市长等职。全国解放后，曾任中共松江省委第一副书记、松江省政府副主席兼哈尔滨市市长、东北计划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在调来一汽之前，饶斌与毛泽东曾有过一面之缘。1950年2阅26日，毛泽东赴苏谈判回国时经过哈尔滨，时任哈尔滨市市长的饶斌与松江省委书记张策一起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还陪同毛泽东参观了工厂。这次接触，毛泽东对饶斌留下了深刻印象。
1952年秋，国家成立第一机械工业部不久，有一次政治局开会讨论到第一汽车厂的领导班子，当时黄敬部长不在北京，副部长段君毅列席会议，提到饶斌时毛泽东说：“就是那个‘白面书生’吧？他有没有魄力做这一工作？”段君毅回答，“我们议过，可以。”
1952年12月，根据中央决定，饶斌任长春六五二厂厂长，郭力改任厂长兼总工程师，孟少农任副厂长兼副总工程师。 饶斌、郭力、孟少农，3个人成长的历史、就是一部活生生的中国汽车工业史。他们的名字，在我国汽车史上犹如3颗熠熠生辉的巨星。
为共和国提速（6）
1953年6月9日，毛泽东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力争三年建设长春汽车厂的指示》。《指示》指出：“兴建第一汽车制造厂，这对我国国防建设、经济建设、积累建设经验，培养壮大建设力量并为接踵而来的其它重要建设工程创造有利条件，均有重要意义。”《指示》进而强调：“由于我们技术落后和没有经验，要在三年内建成这样一个大规模工程，不论在施工力量组织、施工技术、国内设备的供应以及生产准备等方面，都将会有很大困难，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通报全国，责成各有关部门对长春汽车厂的建设予以最大的支持，力争三年建成。”《指示》还明确要求一机部党组将长春厂的建设情况向中央作一次报告，重大问题随时报告中央。
这份中央文件最后通报全党。“决心三年建成汽车厂”，由此成为开创我国民族汽车工业的豪迈誓言。党中央一声令下，数万名建设者满怀豪情，从各地云集长春。这些人年龄、口音各不相同，谁也不懂得怎么建设一座规模巨大的汽车厂，谁也没有制造过汽车。转业的军人大多没有搞过工业，农村来的甚至没有见过工厂，刚出学校的小伙子也只不过熟悉点书本上的东西。但是，大家都有一颗火热的心，要把汽车厂早日建成。
一汽第一次创业时期，是新中国建设史上最纯洁、最忘我、也是最有成效的年代。建设者遇到的首要困难是生活上不适应。不少老专家、老工程技术人员，来自温暖的江南水乡，吃惯了大米，如今不得不啃起苞米面窝窝头，但没有一个人讲价钱。特别让他们忍受不了的是北方的严寒。住的是席棚，睡的是通铺，铺下是冻土，棚上见寒星。冬天每逢早上醒来，被子就是落满的雪，就是结厚的霜，但没人在乎这些。当地的建筑工人也取消了“猫冬”的老规矩。在摄氏零下30度的严寒下，十大厂房建设全面铺开，设备安装、试车、调试，交叉进行。歌声、笑声、读书声、义务劳动的号子声，组成美妙的交响乐。那种艰苦创业的精神，那种乐观向上的精神，至今还被一汽人时时提起。 据曾在一汽工作过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回忆，当时，大家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发奋学习，尽快掌握汽车制造技术。
那是一幅什么样的学习图景呢？李岚清的回忆把我们带进了那个时代：
在沸腾的建厂工作中，大家都思考着一个紧迫的问题——怎么建设和管理这样一个大规模的现代化汽车厂？
我们虽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但对于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却可以说是个“白丁”。要尽快地摘去“白帽子”，是当时大家最迫切的愿望。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刻苦地学习，从零开始学习。我们过去在中学和大学都是学的英语，而当时又只有苏联的经验可以借鉴，要学习苏联的经验，首先还得攻下俄文。因此，那时青年业余生活可以说是在刻苦的学习中度过的。下班以后，办公室经常是灯火通明，有的在学俄文，有的在翻译整理书籍和资料，有的在设计，有的在编写规章制度和教材。许许多多转业的老干部和工人也纷纷在夜大、中技、文化补习班学习，就连当时的厂长饶斌、总工程师郭力等领导同志，虽然也是老大学生，仍在刻苦地学习，同大家一起上技术课，上管理课。许多从战场上转业下来的领导同志为了上夜校，赶不上回家吃饭，经常是啃窝窝头。他们为了上夜课，做习题，不知熬过多少个夜晚。由于上上下下努力学习，较快地掌握了建设和管理这样一个现代化工厂的知识和经验，设计出了一套在当时还是比较科学的管理方法和制度。干部在这里的学习和实践中得到迅速成长，不但用短短三年时间建起一座现代化的汽车厂，顺利投入生产，而且源源不断地向整个汽车工业，向全国各地、四面八方输送了大量人才。在祖国各地的工厂、机关、学校中，常常可以遇到曾在一汽工作过的老同志。当大家谈起在一汽的这段经历时，都对培育我们成长的工厂怀有深厚的感情。一汽不愧是我们国家培育干部的摇篮，她光荣地肩负并完成着“出汽车，出人才”的使命。
为共和国提速（7）
有人把一汽比喻成一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大学院，饶斌是院长，也是学生。他的口号是“摘掉外行的白帽子”。他是学医的，却虚心拜专家为师，啃下汽车工程、企业管理等课程。分管材料供应的一汽副厂长马诚斋，初到汽车厂时连钢和铁都分不清，经常闹笑话。当读完中等技校后，他懂得了许多，杜绝了材料供应中得不少混乱现象。一汽大工地仿佛就是建设、读书的不夜城。40多年后，在全国各地担任领导职务的好多厂长、省长、部长，他们的履历表中都有在一汽那一段“淬火”的经历。一汽，不负“中国汽车工业摇篮”的盛名。
人才，人才……新中国汽车工业初创时期，网罗人才成为当务之急。在工作中培养人才固然重要，但更需要将那些熟悉汽车的人才立即聚集起来。孟少农说：“造汽车是个大批量生产的大工业，要千万人协同作业，技术人员只有几十个是不够的，要成千上万！”因此，早在汽车工业筹备组期间，他就千方百计广罗人才。孟少农求才心切，甚至还找到了周恩来总理。经过再三考虑，他列出一份急需人才的名单，并给总理写了一封信，请当时政务院秘书长齐燕铭呈交。这使齐秘书有点犯难：“总理日理万机，恐怕……”孟少农也想，总理是很忙啊，这事不该打搅他。可是，他一心想筹备汽车工业急需人才，事关重大，还是请齐秘书长试试看。没想到，两天后调干报告就回来了，上面有周总理亲笔批示：“同意。”所列名单中只有两个人总理舍不得给，因为他们更适合搞外交。为给共和国汽车建设调集各路精英，周恩来当时做了大量具体细致的工作。 这些人才无疑是中国最优秀的。今天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那时是一汽的工程师。李岚清，曾在这里跟随饶斌工作好几年。
在破土动工前，周恩来曾向毛泽东报告汽车厂即将开工的消息，毛泽东听了非常高兴，在一张八开宣纸上题写了“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十一个遒劲有力的大字。而拟议中的厂名——“毛泽东汽车厂”在最后一刻，还是被毛泽东本人给否定了。这种更改，不仅体现了共和国领袖的谦逊，还寄托了一个伟大民族的期望和宏愿——中国的汽车工业要以这里为起点，实现零的突破，从无到有，发展壮大。 一汽建设大军听到毛主席为一汽题词的消息，激动不已。厂长饶斌指派专人到大理石选购最好的白玉石料，又请来手艺精湛的老工匠，把毛主席的题字镌刻在白玉基石上。这块基石，成了中国汽车工业的里程碑。
历史定格在1953年7月15日。这天，在长春市西南郊，在日本侵略者细菌工厂的废墟上，一汽开工典礼大会隆重举行。6名一汽的优秀青年共产党员，将毛泽东亲笔题词的白玉基石植入沃土中。共和国汽车工业的巨轮从此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在那个年代，像一汽这样宏大的工程注定是全国协同合作的产物。那时，每天都有二三百个车皮的物资、设备和协作产品，源源不断运到一汽；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千个企业、机关、学校，给予一汽人力物力的巨大支援。经过3年艰苦奋斗，一汽基本建成。一汽建厂3周年之际，也正是新中国第一辆汽车问世之时。终于盼来了“胎儿”呱呱落地的日子。为了给中国人自己制造的汽车起个有意义的名字，中央有关部门的同志曾作过专题讨论。大家说，第一汽车制造厂是毛主席亲自命名的，汽车也请他老人家起名吧。毛主席欣然满足一汽人的愿望，将一汽制造的汽车命名为“解放”。李岚清后来说：“‘解放’，不仅意味着中国现代汽车工业的诞生，也意味着我国生产力的解放。” 1956年7月13日一早，总装配车间150米的装配线上，一片欢腾的节日气氛。当第一辆披红挂彩的汽车鸣着清脆的喇叭声徐徐开出装配线时，掌声、欢呼声响彻云霄。
为共和国提速（8）
一汽从运输车间挑选出最优秀的司机驾驶第一批12辆汽车下线。汽车行驶到哪里，哪里就人潮涌动。等待在厂内中央大道两旁的人们，把汽车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汽车无法向前开动。车箱上挤不下，激动的人们有的站在脚踏板上，还有的坐在前保险杠上。指挥人员怕出危险劝大家下来，怎么劝也没有用。虽然天气很热，人们晒得满头大汗，可谁也不肯下去，都想尝一尝坐国产车的滋味。驾驶第一辆国产车下线的52岁老司机马国范激动地说：“我开了几十年的车，在小鬼子和国民党时候开的都是外国车，想不到能开上我们自己造的汽车！昨晚一宿都没睡好觉，就盼着这一天哪！”
14日午后1时，12辆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解放”车载着一汽的400名先进生产者，浩浩荡荡向市内驶去，向省市领导报捷。成千上万的人把道路围得水泄不通。当汽车驶入市区时，通过的街道变成了欢乐的海洋。人们争着把鲜花、彩带投向汽车。很多人手里没有鲜花，就拿高粱、苞米往车上抛洒。汽车在人海中缓缓穿行，这个看看车头上令人骄傲的“解放”标志，那个摸摸绿色的车身，都夸咱们国家自己造的汽车真是太漂亮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娘挤上前去，说啥也要坐坐国产汽车。工作人员将她扶上车后，她乐得合不拢嘴，一个劲儿地说：“我可坐上咱国家自己造的汽车啦，就是死了也不屈了！” 为了纪念国产汽车制造成功，文艺工作者还根据马国范的经历，谱写了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五十岁的老司机》。歌中唱道：
五十岁的老司机我笑脸扬
拉起了手风琴，唠唠家常
想当年我十八岁学会开汽车
摆弄外国车我是老内行
可就是没见过中国车什么样
盼星星，盼月亮，盼得国产车真就出了厂
乐得我把胡子刮得溜溜光……
8月20日，一汽制造的首批解放牌汽车，装上火车运往北京。其中10辆次日下午开进了天安门广场。很快，汽车就被人群团团包围起来。老司机耿文元抚摸着光滑的挡泥板说：“20年来，我开过各种各样的车，这次可是头一次看到上面有中国字的汽车。”外地来瞻仰天安门的人们，也纷纷被吸引过来。一位上海的旅客拿出照相机，把漂亮的新汽车摄入镜头。从美国归来不久的留学生胡继葛、邓培植仔仔细细观察了新汽车的每一个部分后说，在国外就知道祖国生产汽车的消息，回来不久就看到它，真是高兴！
当时人们对造出国产车那种激动和自豪的心情，笔墨不能形容其万一。它表现了中国人翻身解放的狂喜，也表现了人们对国家富强的殷切期盼。这一点，令长春人回味至今。
苏联汽车工业部部长尼·伊·斯特罗金向一汽发来贺信：
苏联人民热诚地向中国朋友祝贺中国汽车制造业的初生子——长春汽车制造厂的建成……从决定建设汽车厂的时候起，苏联专家就热忱地给予中国同志系统的帮助……现在，长春汽车制造厂的第一批汽车已经试制成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长春汽车制造厂制造的大批本国的解放牌汽车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周年的检阅。……我们怀着赞美的心情注视着中国人民和平的创造性的劳动。中国人民正在满怀信心地把自己的祖国建设成一个人民福利不断上升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刚刚落成的长春汽车制造厂在这个事业中会起不小的作用。
尼泊尔首相阿查里雅1956年10月4日到长春参观，专门到一汽停留了近3个小时。他在留言簿上写道：“对我们亚洲人来说，在亚洲有这样的工厂，我感到愉快。中国是我们的邻邦，我们更感到兴奋！”10月7日，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参观一汽时，握着饶斌和孟少农的手兴奋地说：“向你们祝贺，你们的汽车制造得很好！”
一汽职工并没有沉醉于产出第一辆汽车的喜悦中，他们又把目光瞄向轿车。尽管当初一汽在设计中并未考虑轿车生产，但国家的需要就是一汽人的奋斗目标。他们要再创一个汽车神话。
为共和国提速（9）
1958年2月，毛泽东亲临一汽视察，他对一汽成功造出解放牌汽车给予热情夸奖，勉励大家造出更多更好的汽车。接着，共和国领袖对陪同他视察的一汽厂长饶斌说：“什么时候能坐上我们自己生产的小轿车呀？”语气充满期盼，充满信任。
这已是毛泽东第二次提出要搞轿车了。早在两年前的1956年4月，党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论十大关系》时，毛泽东中间插话就曾提到：“哪一天开会的时候，能坐上自己生产的轿车就好了！”
毛泽东的话激起人们百倍的热情和干劲。特别是第一辆解放牌汽车的成功，更给一汽人以信心和勇气。干自己的轿车，责无旁贷，他们要为民族工业再争一口气。 1956年6月，一汽派当时任设计处处长的史汝楫和另一位工程师去北京，任务是搜集有关开发国产轿车的资料和图纸。史汝楫后来成为国产轿车的主要设计者之一。开发国产轿车，当时的条件堪称“四无”，即无资料，无经验，无工装，无设备，一切都是空白，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他们到北京之后，所能做的只能是多看一些外国车，基本上找不到图纸和文件资料，即使有一点，也都是过时的东西。史汝楫在众多外国轿车中，初步选中了一辆法国的Simca vedetti（西姆卡·维迪娣）。这是一种中档普通轿车，外型线条简洁明快，整体布局合理，性能优良可靠，造价经济适中，基本适合中国当时的条件和国情。 回到一汽后，最终敲定以法国的西姆卡为蓝本研制国产轿车。
由于原设计根本没考虑生产轿车，一切都要白手起家。在没有厂房的条件下，一汽在工具车间挤出一块地，开发国产轿车。按照蓝本样车，设计师们对国产轿车的车身作了大胆的设想和构思，主要是要融进中华民族的风格和特色：车头标志为一条金色的龙，因为龙是中国的象征，这个标志曾请当时中央美术学院的老师们帮助设计，龙身表面要镀24K纯金；车身侧面要镶嵌毛泽东书写的“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字样；车身后大灯设计为中国古代宫廷中使用的红纱灯，俗称“宫灯”的形状。这样的设计，体现出与外国车的明显区别和与众不同。特别是中国人自己看了，会感到更加亲切和自豪。
为了早出车，快出车，按照设计，整个车身制造和各种钣金件加工，几乎都采用手工工艺照图纸要求敲打成型；部分关键构件为了保证设计要求，工人们用不同规格的角钢，加工后焊接成胎膜。大家士气高涨，不少人吃住在生产现场，有的甚至把行李搬进车间。人们心中只有一个目标——尽快造出自己的小轿车。
1958年2月，一汽的轿车研制正在紧张进行。毛泽东到一汽视察，再次提到想坐自己小轿车的愿望，这无疑给研制工作又注入一股强劲的动力。4月份，一汽组建了制造轿车的突击队，开始了整车组装的最后冲刺。人们日夜兼程，全力以赴，很快，车头镶有金龙腾飞标志的第一辆国产轿车诞生了！毛泽东当年对国际形势曾有一个著名论断：“东风压倒西风”。聪明的一汽人据此给自己的轿车起了个响亮的名字——“东风”。
新车问世，开到一汽工厂中央大道与全厂职工见面。大道两侧挤满了人，东风轿车一出现，万众欢呼雀跃，场面跟两年前一样壮观。5月，正值党中央召开八届二中全会，一汽接到中央通知，说参加会议的领导们要看看第一辆国产轿车。一汽派史汝楫和几位负责试制工作的通知专程送车进京。
为共和国提速（10）
当年，随同史汝楫一起去北京送车的还有饶斌的秘书李岚清。1983年，他专门撰文描写了当时送车的经历，今天读来依然令人振奋：
“东风”在进京的前一天，被打扮得像一个漂亮得新娘，小心翼翼地送上驶向北京的火车。从车厢驶下月台时，首都政界要人、新闻记者、各路群众早早就等在这里。他们争相观看，互相祝贺。欢歌笑语洋溢北京车站，使“东风”无法驶离月台。紧接着，“东风”慢速行驶，绕北京主要街道一周。沿街群众，争相目睹，而“东风”所到之处，交警总是微笑地挥起指挥棒，因为他们已经接到上级指示，让“东风”畅通无阻……“东风”一路惬意驶进了中南海，最后停放在怀仁堂草坪上，供正在召开的党的八届二中全会的代表参观。
在这篇文章里，李岚清还透露了“东风”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东风”经过部、局领导看了以后驶进了党中央所在地——中南海。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连忙出来接见了我们，他听了饶斌同志（八大代表）汇报，看了“东风”车以后非常高兴，指示我们明天一早再把车送来，放在中南海怀仁堂草坪上展览几天。但当他突然发现车头上有一排英文字母时，问我们：“这是啥子意思？”饶斌同志说：“这是用英文字母拼写的‘东风’二字。”尚昆同志说：“这不大好，人们认不得，还以为是外国车呢！”并征求我们意见说：“能不能换上汉字？”大家表示可以。我们当时只觉得尚昆同志的指示有道理，没有想到时间这样短，能不能来得及？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东风”这两个字找谁写？正在发愁时，忽然想起毛主席有一个“东风压倒西风”的题词。可是到哪里去找呢？我提议到人民日报去试试吧！当我们来到人民日报社，向报社领导同志说明来意后，得到热情的支持，立即指示摄影室以最快的速度按我们要求的尺寸影印出毛主席写的“东风”二字手迹。我们又怀着喜悦而又担心的心情驶进灯市口一家汽车修理厂，向他们提出更换车头上标牌镶字的要求。他们一看是国产第一辆小轿车，高兴得不得了，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一艰巨得任务。这个任务实在太艰巨了，首先得把“东风”二字用锉刀一点一点地雕刻出来，再去电镀。同时还要把车头上的七个字母卸下来，把原来的洞眼补好，调出同样颜色的漆补上，然后再重新打眼，把“东风”二字镶配上。那时已是下午，明天一早就要开往中南海，能工作的时间实际上只有一个夜晚。可是修理厂的领导和老师傅们一点也没叫苦，连忙分头组织人去办。经过一整夜紧张工作，第二天一早，镀上纯金的闪闪发光的“东风”二字已取代了英文字，而被镶配在金龙标志下面的车头上，按时驶进了中南海。
尚昆同志看了很高兴，让我们把带来的“东风”轿车的资料和照片，给八大二次会议主席团和代表桌子上每人放一套。我们几个高兴地开玩笑说：我们的“东风”说明书也成了大会文件了。
我们在中南海的那几天，真是毕生难忘的几天。每逢开会休息时，到院子里来散步休息的领导同志总是围着“东风”看，高兴地问这问那。
为共和国提速（11）
1958年5月21日下午，毛泽东和当时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林伯渠来到怀仁堂后花园，观看“东风”轿车。毛泽东拉着比自己年长的林伯渠一起坐进轿车，红色的“东风”轿车环绕绿色草坪行驶了两圈，稳稳地停在原地。车门打开，毛泽东满面春风地跨出车门，高兴地说：“好啊！坐上我们自己的小轿车了！”“东风”轿车的诞生，使中华民族结束了一个历史，又开创了一个历史。
尽管受特定的历史条件限制，“东风”轿车未能批量生产，然而，它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却是无可估量的。3个月后，在第一汽车制造厂又诞生了中国一代名车——“红旗”。
程正是第一辆红旗轿车的设计者之一，现为长春汽车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在他的记忆里，红旗轿车自第一代产品起，就试图集高级轿车的优势于一身。尽管存在很多技术不成熟的缺陷，但人们都承认它属于中华民族。六十年代，红旗轿车出现在莱比锡国际汽车博览会上，意大利车坛权威法里纳评价说：“中国人很聪明，很狡猾。”言外之意是，红旗轿车具有世界名贵轿车的英姿，但却无法肯定它模仿了谁。意大利还有一位大师评价说：“中国的红旗轿车是东方艺术和汽车技术结合的典范。”这说明，我国的技术引进早自轿车工业起步那天起便已开始。而且我国设计师以自己的智慧，将国外技术完全消化吸收，融进了自己的东西。这种做法即使到今天，依然值得借鉴。
“解放”和“东风”的问世，不仅结束了中国不能生产汽车的历史，还昭示世人：中国的汽车制造业起步走得挺不错。
4.上路
1998年10月18日，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着实热闹了一番。一汽为纪念中国民族轿车工业诞生40周年，在这里隆重举行“红旗98新星”投放仪式。“红旗”，这个曾经历风雨沧桑的民族品牌，再一次被高高举起，在首都车市被争购一空。
几乎同时，一汽刚刚投放市场的跨世纪新品——“解放”9吨平头系列柴油卡车，也被市场炒得火热，产品供不应求。 共和国两个汽车元勋品牌的热销，引起了国外汽车界的关注——“我们的汽车虽然可以占领中国市场，但永远也得不到中国的品牌。”
到1998年底，一汽已拥有各类汽车产品逾800款，产销量连续6年居全国之首。当时的一汽老总耿昭杰说，这是改革开放给一汽带来的巨变。
有数字表明，改革开放20年，一汽汽车产量增长5.5倍，销售收入上升31倍，资产增加46倍，利税提高13倍。
一个从计划经济温床上脱胎出来的单一生产卡车的工厂，20年间，迅速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中、轻、轿、微、客全系列汽车产品的现代化工业企业集团。
江泽民总书记九十年代来一汽视察时高兴地说：“一汽今非昔比，鸟枪换大炮了！”
为共和国提速（12）
要把已过而立之年的老“解放”车，改造成具有八十年代先进水平的新型车，要把五十年代的老化大企业，改造成具有先进水平的新型企业，其任务之艰巨，工程之浩繁，技术之高难，超过一汽当年建厂。
从1983年7月15日到1986年7月15日，一汽人3年更新32.18万种工艺装备；新增设备7600台，搬迁老设备5800多台；新建生产线69条，改造老线81条；完成生产建筑面积13.6万多平方米。一汽只用了4.2亿元自筹资金，完成了外国专家断言要22亿元才能完成的换型改造工程。产品一下子跨越了30年，脱胎换骨变了样；老掉牙的企业返老还童，重又焕发青春。 1986年10月24日，3辆乳白、桔红、米黄色的新型解放牌汽车迎着朝阳，徐徐开进中南海，接受国家最高领导人检阅。新“解放”投产当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中汽公司总经理陈祖涛诙谐地说，一汽换型难度举世无双，成功了应该奖给他们一吨重的大奖章。
新型解放牌汽车不负众望，现已形成一个拥有1000多个品种的“解放”汽车大家庭。这个响当当的国优产品，远销17个国家和地区，还在坦桑尼亚、肯尼亚和乌干达分别建成了“解放”汽车生产基地。
汽车标志一个国家工业发展的综合水平。汽车界有句行话，叫做“大厂干小车，小厂干大车”，“造卡车是小学水平，产轿车才是大学水平”。作为中国汽车工业摇篮的一汽，怎能甘心捧着一个“卡”吃饭，甘当一辈子“小学生”呢！早在1985年换型改造尚未结束时，一汽便买下了323公顷土地，为发展轻轿车预备了空间。
一汽“干小车”，也是被市场逼出来的。1986年国家取消汽车指令性生产计划，全国卡车市场变冷。一汽新“解放”车尚未问世，老“解放”车月销售量由六七千辆直落到两三千辆，产品积压两万多辆，停车场像一片绿色的湖。与此同时，火爆的轿车市场充斥着光怪陆离的洋车。一汽，不得不尽快实施上轻轿的规划。
1987年5月，首届中国汽车工业发展战略研讨会在湖北十堰召开。一汽厂长耿昭杰在会上阐述了一汽发展轿车的战略：从中高级起步，向“小”发展；以老厂为依托，轻轿结合，分期实施，挡住进口，进而瞄准国内市场，建成大规模轿车生产基地。
耿昭杰的发言赢得满堂彩。这年8月，一汽、二汽和上海同时被列为我国三大轿车生产基地。国家确定：“发展轿车，一汽先行。”
为共和国提速（13）
对外开放，使一汽有了很高的悟性。他们对6个国家的20个车型进行反复比较之后，决心走技术引进、合资生产之路。1988年8月，他们叩开了德国大众公司的大门。1990年4月，第一辆一汽奥迪轿车驶下装配线，一汽人的第一个梦想“挡住进口”，开始变为现实。
就在一汽3万辆中高级轿车先导工程紧张推进之际，年产15万辆普及型轿车——高尔夫、捷达项目也相继付诸实施。1997年，随着竣工剪彩及第10万辆捷达轿车下线，一汽终于圆了“大厂干小车”的梦，实现了小学到大学的根本性跨越。
从一汽老厂区东风大街往西走5公里，便是一汽大众公司15万辆轿车生产基地。基地门前耸立着一座黑色大理石纪念碑，碑上“建设现代化轿车工业基地”11个大字镏金溢彩。这是江泽民总书记为一汽建厂40周年的题词。11个大字表达了全国人民对一汽轿车事业的期待与厚望。1993年7月15日，一汽40岁生日这一天，全厂上万名职工代表面对总书记的题词宣誓：一定要把民族轿车工业搞上去！
两年后，当一汽人看到自己的民族品牌——红旗轿车不停地从现代化流水线上驶下来时，不知有多少人流下了激动的热泪：久违的红旗又回来了！
红旗轿车驶过令人难忘的历史，老“一汽人”不会忘记：
1958年红旗轿车首次驶进中南海；
1959年国庆10周年，红旗轿车车队驶过天安门，连参加观礼的外国人都惊叹不已；
从1962年底首次迎接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来华访问起，作为一种国家尊严，红旗轿车开始不断迎接外国首脑和贵宾；
红旗轿车不仅有两排座，还有三排座；不仅有防弹保险车，还有敞篷检阅车……
“见毛主席，坐红旗车，住钓鱼台”——曾几何时，这是外国贵宾们踏进中国大门时的最高心愿。红旗轿车总是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尼克松等伟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红旗轿车是一面旗帜，凝结着新中国轿车工业的梦想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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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轿车虽然神奇、美丽又大方，但在改革开放之前，终究没能摆脱“政治车”的命运，30多年里一共只生产了1000多辆。“把红旗轿车请下圣坛，还其商品属性”——只是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变成现实。
1989年4月，国家有关部门批准恢复“红旗”高级轿车生产。1983年9月28日，胡耀邦就指示田纪云副总理，要他抓一下1984年国庆35周年“红旗”检阅车的生产。田纪云在召开“红旗”研制工作座谈会时说：“红旗，牌子不能丢，我们这么大国家总要有自己的轿车，但要提高质量。”后来，江泽民总书记在听取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总经理蔡诗晴的汇报后也表示：“我赞成恢复‘红旗’生产，不但要恢复生产，而且还要给‘红旗’恢复名誉、恢复形象。”中央不少领导人表示：“红旗，是国产车的代表，不能丢，要给政策。”尔后，各大新闻媒体加大了对“红旗”车的宣传。
在一辆接一辆的“奥迪”从流水线上驶下时，一汽人一刻也没有忘记“红旗”。他们连续两年进行了4轮试验，光去海南试验就不下十余次。他们对发动机等多种零部件的技术性能作了上百项改进，不仅吸收了奥迪整车技术，还吸收了国外多种发动机、传动器的先进技术，形成了自己的开发能力。一汽引进生产奥迪车，实际上是走了一条发展民族轿车工业的捷径——在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积累经验，培养队伍，锻炼人才，从而形成独立自主的开发能力，最终通过国产化，圆了制造国产轿车的梦。 如今，这个梦已成为现实。1995年，新型小红旗轿车从3万辆先导工程开始，短短3年时间就形成拥有50多个品牌的红旗轿车大家族。当一汽人看到长春市街头跑着“红旗的士”时，深感“红旗”轿车已由“政治车”变成了商品车。
一汽老人崔洪松对此感触尤深。崔洪松五十年代曾为毛主席开过车，后来造红旗车，往北京为毛主席送红旗车都有他的份。这位朝鲜族老人至今还保留着一份报道当年红旗轿车生产线下马消息的《人民日报》，今天说起这篇报道的标题，他脱口即出。他有浓厚的红旗轿车情结，他说他做梦都盼望有一天红旗轿车能够复出。如今，他多年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他怎能不喜极而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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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汽新任老总竺延风则立志要把红旗轿车产业做大，他说：“既要瞄准‘国宾’用车，又要开发适合中国老百姓的家庭用车，这是‘红旗’的新目标。一汽就是要让‘红旗’成为地球上的红飘带！”
还有更好的消息传来。2000年5月4日，新华社播发了一则新闻——一汽“红旗旗舰”轿车将于近期面市：
一汽历时4年研制开发的CA7460型“红旗旗舰”高级轿车，将在近期投放市场。
“红旗旗舰”是目前我国惟一的民族品牌高级轿车，由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与美国福特公司联合开发，一汽对这种轿车拥有百分之百的知识产权。“红旗旗舰”车身长5.841米、宽1.98米，具有4.6升电控燃油顺序多点喷射、V8汽油发动机及自动调节车身水平度的后空气悬挂。据介绍，一汽计划2000年生产这种新型轿车100辆。
难怪竺延风信誓旦旦，原来他早有“预谋”，成竹在胸。
一汽人耳旁又响起前任厂长饶斌去世前在一汽作报告时说的一番话：“我老了，无法投身中国汽车工业的第三次创业，但我愿意躺在地上，作为一座桥，让大家踩着我的身躯走过，齐心协力把轿车造出来，实现我们几代人作着的中国轿车梦。”
“饶厂长，您的夙愿已经实现，您安息吧！”一汽人在轻声呼唤。
一汽，20年前一个单一生产卡车的工厂，经过改革开放，现已形成拥有35个专业厂，11个全资子公司，14个控股公司，17个参股公司和250多家联营企业及3家海外汽车组装厂的特大型汽车企业集团。
这些年来，一汽一直在发展，在壮大。尽管前进的路很辛苦，但发展、壮大的果实是诱人的。一汽，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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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加速
2000年3月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在一汽敞亮的厂区内，几位老“一汽人”，眼望一辆辆疾驰而过的奥迪A6新款车感慨万千：新一代“一汽人”真是赶上好时光，终于能够在一汽同步生产世界一流轿车了。
一汽的年轻人说起奥迪A6，更是掩饰不住满腔喜悦。他们自豪地说，前些日子，上海通用公司推出别克轿车，一时“洛阳纸贵”。如今，奥迪A6一经面世，技压群芳，供不应求。一汽终于有了应对入世的“杀手锏”了。
入世，是中国所有汽车公司都绕不开的槛儿。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日子的临近，惟恐受到入世冲击的汽车公司都在变着法子想招儿，企图通过自我加压，开发新品，将入世后的冲击降到最低点。 一汽是中国汽车工业的龙头老大，对入世更敏感。早在奥迪A6问世之前，一汽就与合作伙伴德国大众汽车公司保持密切合作，携手开发新车型，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像捷达、奥迪等，更新换代频率之快令消费者眼花缭乱，有时一年内就推出几个新款，远非当年“30年一贯制”那般以不变应万变了。一汽希望通过加速发展，尽量减轻未来入世可能产生的一切震荡。
一汽的愿望是良好的，行动是超前的，效果也真不错。但中国的汽车市场还有很多不成熟的东西，如何应对入世以后的竞争，将是一汽今后必须认真对付的重大课题。 2000年5月19日，中欧WTO双边协议终于签字，但详细内容尚未披露。据悉，汽车仍然是谈判的几个主要问题之一。而眼下，中国的汽车市场却仍在那儿僵持着。
此前，全国汽车专家曾聚集北京，对中国汽车业进行全面会诊，开出的药方是：实施“国家汽车创新工程（简称NAIP）”。即在新一轮世界汽车工业转型变革中，动员全国的技术力量和有效资源，实施官产学研大联合，重点突破，抢占新一代汽车技术的制高点，抓住未来汽车发展的主动权。
自1999年11月中美签署WTO双边协议后，中国汽车业的压力与日俱增。购车族持币待购，等着入世；世还未入，造车厂家已经看到了市场的颜色。
中美达成的协议中有一条重要信息：到2006年，中国进口轿车的关税将由目前的80%—100%降至25%，最大减幅将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头几年作出；汽车零部件平均关税降至10%；并在2005年前逐步取消汽车进口配额。
这意味着三五年内，质优、价低、节能、环保、售后服务好的进口车将陆续涌入中国。人们粗算了一下，现在一辆别克轿车国内售价30万元，在美国不到两万美元。人均收入只有人家的1/10，钱却要比人家多掏一倍。这样下去，真不知道怎样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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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世界银行分析，全球现在可容纳1000万辆以上的三大汽车市场是：北美（2人/辆）、欧盟（2人/辆）和亚洲（34人/辆），前两个市场已近饱和，亚洲是最具潜力的市场，中国首当其冲。目前，中国的汽车普及率还很低，每100人一辆汽车，每250人一辆轿车，人均汽车密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13，轿车保有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23。经济学家指出，未来30年，我国社会对轿车将产生爆发性需求。这给世界汽车巨头以无限的想象空间，一直被关税壁垒挤压在中国门外的各大公司闻风而动。
“国家汽车创新工程”的一项报告作出如下预测：我国汽车需求量到2010年时将达到780万辆，2020年1680万辆，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则需2000万辆。市场，多么诱人！
可是，科技部一位资深专家在讨论实施“国家汽车创新工程”可行性时的发言振聋发聩：
一说到入世，我们总是讲“机遇和挑战并存”，其实挑战是非常严峻的，对许多汽车厂家甚至是不可逾越的。事实上只有对挑战有充分认识、作出了积极应对、并且应对还卓有成效的极少数企业，才有机遇可言。我想美国人在谈判桌上和中国达成协议时，是考虑到5年的缓冲期我们是做不成什么事情的。即使拿出10个亿来做电动汽车，这在科技部是个非常大的数字了，但和国外实力雄厚的公司相比，还是小小不言，这样一个数字如果还按照原来的方式，这搞一搞，那弄一弄，也是没用的。 这里大量引用权威的资料和专家的分析，并不是有意要作出什么高姿态，给一汽人“上课”而是以异常急切的心情，友好地提醒一汽，还要继续加油、加速，前进路上既有急流，也有险滩。绝不是有了奥迪A6，就能像预期的那样所向披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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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回首瞧瞧我们的邻邦——日本和韩国。
五十年代，一汽起步时，与日本不相上下，看不出彼此有什么差距。在1958年的一次国际博览会上，一汽的“解放”和日本的“丰田”卡车摆在同一个展厅，“解放”的性能、水平明显领先。而到20年后的1979年，丰田公司的技术人员被一汽请来当技术改造顾问。望着容貌依旧的“解放”，他们如同在观看一件古董。
韩国政府当年通过对轿车业实施严格的宏观调控，只用6年时间便进入了自主生产开发阶段，接着开始批量出口。日本则充分利用汽车飞跃发展的机遇，在五、六十年代独创“精益生产”、TQC管理等方法，造出了新一代小型、节能的经济型轿车，并在1973年、1979年两次大的世界石油危机中迎合了时代的要求，登上了世界汽车工业霸主地位。
一汽前几年也推行“精益生产”方式，也尝试采用了一些新的管理方法，也有自己看家护院的独招。但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一汽要走向世界，要形成自己的竞争实力，从弱到强，将是一个极为艰辛的历程。一汽要在新世纪创造新的辉煌，首先必须站稳国内市场脚跟，而后进军世界，参与国际竞争。同时，考虑到汽车业强大的关联性，新一代汽车诞生所需的巨额投入，以及国际汽车企业庞大的规模经济所形成的绝对竞争优势，有关专家认为，中国汽车业的战略转移，仍应是一项由国家领导的、全方位的、官产学研大联合的国家工程。
新的百年赋予人类更多浪漫的幻想，人们期待着一汽在新世纪能继续以成功者的姿态，为共和国提速提速再提速！
